1945年8月15日，中华民族经过14年浴血奋战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。作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政府代表、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，此时在国际国内的个人声望，都达到了巅峰。

重庆谈判，国共军力430万对127万

1945年8月28日，主席率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，参加国共和谈。

国民政府欢迎中共代表团的晚宴上，蒋介石称主席为“润之”，主席称蒋介石为“委员长”。

当日，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不约而同地揣着一份清单。

蒋介石踌躇满志，他口袋里的清单，是行政院军政部长陈诚呈给他的。此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力量达到了430余万，加上收编的伪军，军队总人数达500余万。

主席气定神闲，口袋里的小本本上有一个数字，这是主席赴渝谈判前，中央书记处书记少奇同志呈报给中央的一份纪要。

我各大战略区、解放区、根据地的总员额为127万。

500万对127万，战力优势毫无疑问地偏向了国民党。

但是，数字只是谈判的筹码，数字的大小，并不代表大的一方就一定能够击败小的一方，在这一点上，主席胸有成竹。

虽然，当时的重庆各界普遍认为，如果和谈失败，内战爆发，以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，中共是根本没有机会打赢国民党的。

但战争并不是一对一的捉对厮杀，而是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为全盘考量的智慧比拼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与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主席心知肚明，他太清楚蒋介石的的谋略以及国民党军队到底有几斤几两！

1946年6月26日，随着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率领的30万人马向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，国共内战由此正式爆发。

虽然此前国共两军摩擦不断，但在“军调部”的调处下，一直都是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尚未完全进入全面战争。

自刘峙引兵攻我中原军区后，“军调部”最终宣告调处失败，不久后即告撤销。

由此，我军“中原突围”成为了解放战争的揭幕战。

内战爆发，我各大战略区形势严峻

此时，全国各大战略区的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。

中原地区

6月，我中原军区6万部队在敌30余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，分为左右两路共6支部队分散突围。战至7月底，除鄂东独立第2旅被打散外，各部虽相继脱险，却都折损严重。

同处中原的我晋冀鲁豫野战军，也只得一路退却，被敌一路穷追两个月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无法摆脱敌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计30余万兵力的合围下，被迫冒险诱敌深入，于定陶地区一仗歼灭敌整编第3师17000人。

尽管如此，这场胜仗也未能扭转我中原地区大部解放区尽落敌手的恶劣局面，保留下来的解放区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。

东北地区

此前一个月，我东北民主联军刚刚经历了“四平保卫战”失利，林彪率主力北退松花江，余部从南满撤至西满、东满建立新的根据地，南满根据地遂尽落杜聿明之手。

华北地区

我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刚刚在半年前经历了绥远失利，接下来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被傅作义部再次重创。

集宁失守，张家口告急，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正在着手准备张家口保卫战。

战至10月，张家口陷落。随着张家口、承德等多地解放区相继丧失，晋察冀军区、晋绥军区被迫全线回撤。

连续的、严重的作战失利，使得我军华北部队的士气大受影响。

部队撤退途中，每到宿营地，官兵们常常聚在一起议论：“八年抗战，钻了八年山沟。好不容易从日军手中夺回张家口，现在却转手送给了国民党，我们还得继续钻山沟，这打的什么仗呀？”

华中、华东地区

我华中野战军以3万兵力对敌12万人马，连续作战45天，取得了歼敌5万余人的“苏中七战七捷”。

但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，华中野战军、山东野战军在大胜之后，随即在“两淮保卫战”中遭遇严重挫败。

“两淮保卫战”的失利，不仅导致了两淮失守，使我华中、华东部队被敌人一刀切为两段，陷入背靠大海，三面临敌的险恶处境。

至此，从1946年6月开始的“中原突围”，前有“四平失利”，后有“两淮失守”，直到“张家口陷落”，我军各大战略区在与国民党军的角逐中，均落于下风。

在国共内战正式开打仅仅4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军丢失数十座大小城市，其中包括宣化店、张家口、承德、淮阴、淮安等重要战略要地。

而地处东北的四平、长春、锦州、葫芦岛、辽源、梅河口、磐石、永吉、德惠、农安等20余座大小城市，在这之前就已经全部被杜聿部攻陷。

失利的开端，往往是荣耀的起点

面对初期的“胜利”，蒋介石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，狂妄地叫嚣：“消灭共军，指日可待！”

全面内战爆发的头4个月里，国民党军步步进逼，我军则节节后退。

此时，我军各大战略区的地盘已被敌人压缩到了极限，无论东北、华北，还是华中、华东，各解放区的根据地，无论是兵源还是物资，都已经到了几近枯竭的地步。

但是，失利的开端，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！

2003年，经中央批准，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胡乔木在书中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。

早在“四平保卫战”结束之后，“中原突围”开始之前，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嚣张狂妄，面对国民党军队全面内战的步步进犯，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想了三天三夜：

“是和国民党彻底翻脸决裂，还是再次坐下来进行和谈？

主席最后决定，跟国民党彻底决裂，打！”

主席三大决策，首先改组东北局

主席从北到南，做出了三个力挽狂澜的重大决定。

首先就是改组东北局，破格提拔林彪

1946年6月16日，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东北局。

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。从此刻开始，林彪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的一把手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。

主席不仅让林彪总揽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，还特别叮嘱林彪：“一切军事政治指挥，统属于你，不可分权！”

同时，中央任命陈云、彭真、高岗、罗荣桓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，并由林彪、陈云、彭真、高岗、罗荣桓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。

陈云、彭真、高岗3人，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主席在内，仅有13人。而此时的林彪只是中央委员，并未进入政治局。

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，彭真是原东北局书记，高岗是原西北局书记，全都是我党最高决策层的13名成员之一。

我军从建军伊始便定下了“党指挥枪”的重大政治军事原则，而当时陈云、彭真、高岗3人的地位，远比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要高得多，且资历远比林彪深厚。

按常规，彭真不再担任东北局书记后，那就应该由陈云，或者是高岗接任。

但主席却知人善任，仍然启用了林彪。

由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，并领导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、彭真、高岗，这种职务安排，在我党党史上是唯一的一次。

东北局改组，林彪成为我军东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之后，在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上从此享有了绝对的话语权。

林彪对之前我军在东北地区的接连失利做过一次深刻的，精辟的总结。

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道：

“从放弃长春以来，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，丢的地方太多了。我说我跑得还慢了，丢得还少了。这不是开玩笑，我讲的是真话。

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，我们只有一个拳头，敌人有好几个拳头，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。

怎么办？

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。

怎么变？

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。

城市一丢，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，身子就轻了，敌人的拳头可就伸开了，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。

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，和敌人硬拼，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：或者被敌人吃掉，或者走抗联的老路，退到苏联去。”

其后的事实证明，主席改组东北局的决定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，林彪上任后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改变，迅速巩固了北满根据地，并以土改和剿匪不断壮大和发展根据地。

从而使一度被动的局势，转为了与国民党军队进入隔江对峙的局面。

就从这一刻开始，这支初入东北便屡战屡败的军队，已经从战略思想的根源上解决了问题，注定会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。

1949年3月，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回顾历史，对此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话：

“七大以后，全党全军，用脚走到东北，大约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，有偏差，我们开头也不了解。山海关、锦州守了两星期，消灭敌人在锦州与沈阳间，也是这么希望的。

后来林彪说不行，无枪、无粮、无政权、无经费、无鞋，老百姓正统观念。于是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。部队集中起来，胜利了。

之前的东北局舍不得放弃大城市，那是不对的。”

主席三大决策之二，统一全党全军思想，阐述敌我关系利弊

1946年下半年，由于我军各大战略区节节失利，解放区根据地失陷过半。在党内军内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论调，而且不在少数。

很多高级干部向中央建议：

“打不赢，不如就重新坐回谈判桌接着谈！”

客观地说，内战爆发之初，面对当时全国各大战略区严峻的战场态势，几乎没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打赢国民党。

这种意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思想。

建国后收录在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和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四卷里的一篇文章，是主席当时回复这种意见的一个表态。

主席在这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总结敌我双方利弊，指出蒋介石集团外强中干的真相。

主席写道：

“蒋介石此时面对三大困难，而且比我们还难。

其一，抗战胜利不到一年，蒋介石要做的头等大事是恢复沦陷区。从日军手中接收回来一个又一个城市，不但接收，还要把政权重新建立起来，这是一个短期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这是蒋介石要面临的头等困难！

其二，国民党每接收占领一个城市，就要担负起守土之责，比如占领沈阳、长春要留下一个军，占领张家口、鞍山得留下一个师，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。

国民党占的地方越多，五百万兵力就越分散，把部队都分散开了，可以集中用来和我军作战的兵力就会越少。

这是蒋介石的第二大困难！

其三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，胜则争功，败则诿过，是他们的一贯作法。

在中央，陈诚、何应钧自成体系。在地方，李白（李宗仁、白崇禧）、阎锡山、傅作义等保存实力。

这是蒋介石面临的第三大困难！”

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：

“蒋介石集团面对的这三大困难，我们只要加以利用，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，更不是不可战胜。

我们不要光看到自己有困难，更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。

国民党蒋介石有此三大困难，我们只要汲取教训，始终坚持“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”的正确路线，未尝不可与之一战。

在打与不打之间，我认为，打，则更为有利！”

最终，全党全军在主席高屋建瓴的这一论断下，凝聚了思想，统一了认识，人民战争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，由此进入了绝地反击！

主席三大决策之三，破格使用粟裕，集中兵力发起宿北鲁南战役

1945年9月，由于原新四军3师黄克诚部奔赴东北，新四军军长陈毅于10月份率军部及主力部队北移山东后，使得留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余部改建成的华中野战军仅有3万多人。

而由津浦前线的新四军、八路军的野战部队改建而成的山东野战军却有7万之众。

由于两个野战军分开使用，始终在国民党的重兵合围之下处于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，无法形成合力。

面对如此困局，主席决定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联合作战，以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两个野战军军事行动。

1946年10月15日，主席关于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问题，专门致电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：

“望你们集中山野、华野全力，决不可分割，歼灭东进之敌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，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，就一定能转变局势，收复两淮，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。

为执行此神圣任务，陈、张、邓、曾、粟、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。在陈领导下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，战役指挥交粟负责”。

主席发出的这份电报，收录在《毛泽东年谱》下卷，第141页。

“在陈（毅）领导下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，战役指挥交粟（裕）负责。”的指导方针下，粟裕于1946年12月先后发起宿北、鲁南战役。

宿北战役从15日发起，战至19日，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.1万余人。第69师师长戴之奇兵败自杀，副师长饶少伟被俘。

鲁南战役历时19天，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、第51师师部、4个旅及1个快速纵队，共5.3万余人。

捷报传来，陈毅赋诗一首：

快速纵队起如飞，印缅桂来自鼓吹。

鲁南泥泞行不得，坦克变成废铁堆。

快速纵队今以矣，二十六师汝何为。

徐州薛岳掩面哭，南京蒋贼应泪垂。

两个战役歼敌7.4万人，彻底扭转了我军在苏北、鲁南的被动局面。

主席由此更坚定了将两个野战军合二为一的决心。

主席三大决策，使战略形势迅速扭转

1947年1月，奉中央军委命令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，共同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。

自此，华东军区成立，华东野战军正式成军。华东军区共计36万部队，其中华东野战军约28万人马。

这才有了之后的孟良崮全歼张灵甫，豫东战役歼灭区寿年、打残黄百韬、重创邱清泉。以至后来的淮海大捷，过长江、攻南京、战上海，直至解放全中国。

主席的三大决策作出之后，我各大战略区由1946年的全线退守，转为了全面相持，局部反攻的战场态势，从而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重大杀伤。

至1947年6月，国民党军队从430万，下降到了370万。

主席对此评价道：

国民党军仅仅是得到了一些“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”，重要的是国民党军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。

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认为：

“一年来的战争对于共产党人很合算，我以17座城市换取了蒋介石6万军队，据说蒋喜欢这笔买卖，他还要继续干下去，我也乐于奉陪。”

结语

正是主席在解放战争初期作出的上述三项重大决策，才使得我军迅速在逆境中稳住局面，并越战越勇，愈打愈强。

反之，国民党军队兵力的迅速下降，所带来了两个后果极其致命，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崩溃时，都无力改变。

其一，由于1946年我军处于全线退守，只求歼敌有生力量，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。因此造成国民党军队战线拉长，在漫长的交通线和大量城市驻扎守备部队后，使其机动作战兵力捉襟见肘。

这是使得我军在1947年在仍处于战略弱势的情况下，就能够寻找战机，集中兵力随时对敌薄弱处发起反击。

其二，1947年度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减员，导致后方守备空虚。由于战场集中在北方，长江以南以及新疆、青海、宁夏等19个省仅驻防21个旅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湖南、广西、贵州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西6省几乎没有正规部队，仅以地方保安旅、保安团驻防。

因此，当1948年我军发起三大战役，包括渡江战役发起后，南方的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有了像样的部队，以致我军一路高奏凯歌，摧枯拉朽，这就是1947年种下的因。

主席1946年末所作出的三大决策，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以127万对敌430万而不败，且做大做强，直至最终获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原因。

——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军事上的卓越体现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