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台湾国民党原中央副秘书长秦孝仪编撰的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,其中包括蒋介石退至台湾后反思得出的结论:
“过去(内战时期)的困境是反腐亡党,不反腐亡国。而今痛定思痛僻守一隅,再不严加整肃党腐军贪,国民党亡国亡党是必然的。”
下面,就让我们从蒋介石自己写的日记中,来看看一个腐朽的,仅仅38年的短命政权,到底是怎样从大陆上消失的。
关于强征壮丁,侵吞士兵军饷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
“征兵冒名顶替之事,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,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,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
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,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,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,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,更是任意丢弃不顾。
如此,即可省出伙食费用,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,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,为要归队复命起见,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,以致发生张冠李戴,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。
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,为要防其逃走,乃用绳索串缚,视同罪囚,这种现象,到处沿途可以看到。
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,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,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,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,对不起部下!
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,瘦弱不堪,而且到处都是病兵,奄奄待毙,有的病兵走不动了,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,估计起来,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,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。
这种情形,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?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,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?”
注: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2年9月10日、11日“西安军事会议讲评”。
关于豫湘桂会战的惨败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
“一些美国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,据他们所见,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,而且缴械!
这种情形,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,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!
军风纪败坏不堪,招致民怨,为中原会战(1944年豫中会战)失败的主因。
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,可以说到了极点!
许多散兵游勇,甚至有连排长率领,强占民房,调戏妇女,翻箱倒箧,杀猪宰羊,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么分别?
因当地民众逃散,汤部(汤恩伯部)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,怪他不办招待,其连长某,就火焚民房。
观汤部溃败过程,若干部队官兵到处骚扰,甚至于奸淫掳掠,弄得民不聊生!
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,不载武器,不载弹药,而专载走私的货物。
到了危急的时候,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,就是来不及运走,抛弃道旁,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,到后来人马疲乏了,终于不及退出,就被民众杀死!
这样的军队,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,叫我们怎样作人?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?
我作为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,也就是大家的耻辱!”
注: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4年7月21日“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——知耻图强”。
内容主要针对“河南四害”之一(水、旱、蝗、汤)汤恩伯部在豫中战役败退时骚扰百姓所激起的民变。
关于军队军需腐败的反思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
“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,真是太深了!
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,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,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。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。
一切的粮食,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,都是用的大斗,而且是净实的米麦,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,其中还要渗杂沙土。
又部队军粮,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,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。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分军粮,作为来往的盘费。
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,无形之中,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,而军纪因以破坏。
最违犯纪律的,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,自己就离开部队,置职务于不顾,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,夏天淋雨,冬天受冻,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,强取民物。
或以变卖军粮所得之款项,嫖赌吃喝,任意挥霍,有些甚至卷款潜逃。其回到部队的,亦往往身染花柳病,不堪服役。
总之,士兵因疾苦而士气低落,皆因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,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,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,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。
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,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,严重损害官兵利益及战斗持续能力。
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、不尽职、懒惰腐败的表现。
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,也没有按月发清,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,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,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。
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,问我们一般士兵,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,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。
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,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,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,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,试问,这叫什么军需独立?”
注: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4年8月4日“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”。
国民党尚且能够反思,而今却有人主动为其涂脂抹粉
以上3例,仅是《蒋介石日记》所列出的数百篇反思之其中点滴,窥一角而知全貌。
其政权之腐败,官僚之贪婪,可见一斑。
蒋介石到台湾后反思得出结论:
“过去(内战时期)的困境是反腐亡党,不反腐亡国。而今痛定思痛僻守一隅,再不严加整肃党腐军贪,国民党亡国亡党是必然的。”
注:引自秦孝仪编撰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
关于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,其中心思想已经明确“党腐军贪的国民党政权,亡国亡党是必然的”。其反省及总结,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但是,一段时间以来,网络上国民党的“遗老遗少”似乎又多了起来,大有给短命的民国政权“涂脂抹粉,网络整容”的趋势。
诸如什么“民国出良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、“民国出大师”、“民国出文化”、“民国出巨匠”、“民国出名媛”等等荒谬之言论,大行其道。
甚至把调子拔高到“民国民族复兴”、“民国文化复兴”、“民国风华绝代”等等,纯粹一副为民国腐败政权“借尸还魂”的无耻嘴脸。
短短38年的民国历史,一个祸国殃民的短命政权之所以灭亡,必定有其被历史洪流淘汰的原因,岂是一小撮“孝子贤孙们”用陈词滥调所能粉饰?
用事实辟流言,用证据正视听
针对民国“遗老遗少”所谓的“民国出名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。我想指出的是,哪怕稍微看过一些抗战正史的人,都不可能说出如此无知的“笑话”。
不能否认,如张自忠、佟麟阁、赵登禹、戴安澜、李家钰等血洒疆场的众多爱国将领英勇御倭的感人事迹。
但是,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唯一一个伪军多于侵略军的国家,不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该怎么去自圆其说?
仅仅至1943年8月,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,其中中央委员有20人,旅长以上将领58人,投日军队达50余万人,占当时全部80万伪军的62%,从而,造成“降官如毛,降将如潮”的局面。
1943年8月13日,《解放日报》公布《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》,名单为:庞炳勋、孙良诚、孙殿英、毕戴宇、金亦吾、李长江、王劲哉、吴化文、赵瑞、杨诚、荣子恒、杨仲华、吴漱泉、刘月亭、王清瀚、赵云祥、陈光然、黄贞泰、郭峻峰、丁树本、夏维礼、孙玉田、赵星彩、李震汾、侯如墉、于光辉、杨汝贤、冯春田、杨克尤、王遂庆、王廷英、王瑞亭、赵天时、任兰圃、薛豪平、潘胜富、苏景华、张海平、苏振东、李德兴、丁聚堂、颜秀五、陈才福、秦庆霖、范杰、于怀安、宁春霖、厉文礼、齐子修、邱吉胜、刘景良、李其实、张良才、徐继泰、韩子乾、景顺扬、李志希、陈孝强。
《解放日报》社论说:“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:‘新兵新枪,老兵老枪,内战内行,外战外行‘,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,排挤非嫡系部队,妥协投降,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,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。”
至抗战胜利时,总计210万伪军,除去伪满、伪蒙及其招安的土匪流寇外,其余大部分伪军皆由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所构成。
真不知所谓的“民国出名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,从何谈起?
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80%,何来的“民国文化复兴”?
再者,所谓的“民国出大师”、“民国出文化”、“民国出巨匠”等等无稽之谈,我就想问问,说这话的人,可曾知道民国的文盲人口占比是多少?
纵观民国时期的教育,有关于书香门第和文化人物的故事,在整个民国短暂的38年历史中,这些仅仅只是表象。
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80%,全中国四亿人口中,超过三亿两千万人都无法读写汉字,连一封信件都看不懂。
即使那20%能够认识汉字的人中,其中一大半也仅是认识几百个汉字,甚至只能读,而不会写,是标准的半文盲。
而真正能够识文断字,能读能写的高小以上文化水平者,在全国四亿人口中,仅占8%,也就是说仅有三千二百万国民不是文盲。
同时,民国的教育体制极度偏科,在法律、政治、文学等领域过度膨胀,而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学科,却资源匮乏,人才凋零。
在全国高等院校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中,59%以上学习法律、政治或文科,而只有10%的人学习自然科学,11.5%的人学习工程,3%的人学习农业,剩下16.5%的人员中,真正攻读理科的不足10%,其余都是杂科。
这意味着什么?
这意味着民国的教育体系是失衡的,教育体制是落后的,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。
所谓“民国大师”阶层,其享受过的教育资源、拥有着的优越条件和待遇,是普通百姓根本无力,也无法接触到的。
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所形成的垄断,导致了社会不公和教育失衡,严重限制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
以上这些数据,引自国民政府教育部1946年所做出的统计,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于1946年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上所作的报告。
没有大国的崛起,哪有小民的尊严?
最后,我们再来说说“民国名媛”,以及她们的悲惨遭遇——
沈崇,19岁的北京大学女学生,出生于福建名门望族,是前清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,林则徐之外玄孙女,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。
1946年12月24日,沈崇在北平东单操场遭到两名驻华美军施暴。
长达3个多小时的施暴过程,路过的行人,前往施救的军人、警察,以及两名武装稽查人员均被这两名美军以手枪威胁,甚至将两名武装稽查人员的配枪抢走丢在路旁。
数十名证人、数十份证词,以及经过医学检验的生物物证,均被国民党司法当局完全忽视。
国民政府北平当局为防事件发酵,甚至连夜封锁消息,警告报社不得将该案披露。
及至此案轰动全国后,国民政府仍然为了获得美国的军援,不敢得罪“洋大人”,置受害女学生于不顾。为了混淆大众视听,甚至罔顾事实,编造沈崇身份,竟指控该案受害人是一名妓女……
最终,这两名美军竟然逃脱制裁,返回到国内,其中一名还获得了升职。
试问,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人,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,拥有如此显赫身份的沈崇,尚且被这样对待。
那么,其他的普通民众,她们的遭遇又会是怎样呢?
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更为恶劣的美军施暴事件——
1948年8月7日,发生在武汉汉口的“景明楼事件”,包括武汉参议会议长夫人在内参加舞会的30余名中国女性,被20余名美国军官锁住舞厅出口,进行集体施暴。
长达5个多小时的作案过程,接获警情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到达现场后,楞是不敢破门施救。
30余名受害者中,包括一对母女,其年仅15岁的女儿也未能幸免。
而这些受害者的身份,皆是国民党武汉党政军上层要员的夫人或者女儿。
但是,“名媛”的身份给她们带来的只是伤害,而没有获得哪怕一点点帮助。
最终,国民党当局将这些“名媛”的身份全部编造为舞女,使得施暴的美军军官无一人受到惩戒,此案仍然是不了了之!
接下来,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山东解放区的“杨禄奎”事件,我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是怎样处置的——
1947年5月23日,发生在由我解放军控制的山东烟台解放区的“杨禄奎”事件,撞死中国人力车夫杨禄奎的美国人阿力克·史鲁域琪,在逃跑中被我解放军战士李万槐持枪强行拦停,扣押后移交给烟台市人民政府。
美国人阿力克·史鲁域琪,未能依靠其美国人的身份,以及“国联善后救济总署”驻烟台办事处的职务而逃脱罪责,最终被我人民政府以“过失伤害致死一命,判处有期徒刑两年,并立即送监服刑。”
为此,美国记者葛兰恒女士亲自赴烟台旁听了该案的全程审理,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:
“美国人为了轧死的一个中国苦力而被判刑并作公开的道歉,这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,是第一回!”
——本文写到此处,那些仍然成天在网络上狂赞“民国绝代风华”的人们,你们作何感想?
那些整天在网站上叫嚣“我不在乎大国崛起,我只在乎小民尊严”的人士,你们又该如何看待?
道理不言自明——
没有大国的崛起,哪有小民的尊严?
这是从古至今,亘古不变的真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