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台湾国民党原中央副秘书长秦孝仪编撰的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，其中包括蒋介石退至台湾后反思得出的结论：

“过去（内战时期）的困境是反腐亡党，不反腐亡国。而今痛定思痛僻守一隅，再不严加整肃党腐军贪，国民党亡国亡党是必然的。”

下面，就让我们从蒋介石自己写的日记中，来看看一个腐朽的，仅仅38年的短命政权，到底是怎样从大陆上消失的。

关于强征壮丁，侵吞士兵军饷
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

“征兵冒名顶替之事，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，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，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

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，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，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，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，更是任意丢弃不顾。

如此，即可省出伙食费用，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，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，为要归队复命起见，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，以致发生张冠李戴，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。

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，为要防其逃走，乃用绳索串缚，视同罪囚，这种现象，到处沿途可以看到。

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，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，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，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，对不起部下！

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，瘦弱不堪，而且到处都是病兵，奄奄待毙，有的病兵走不动了，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，估计起来，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，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。

这种情形，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？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，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？”

注：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2年9月10日、11日“西安军事会议讲评”。

关于豫湘桂会战的惨败
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

“一些美国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，据他们所见，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，而且缴械！

这种情形，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，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！

军风纪败坏不堪，招致民怨，为中原会战（1944年豫中会战）失败的主因。

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，可以说到了极点！

许多散兵游勇，甚至有连排长率领，强占民房，调戏妇女，翻箱倒箧，杀猪宰羊，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么分别？

因当地民众逃散，汤部（汤恩伯部）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，怪他不办招待，其连长某，就火焚民房。

观汤部溃败过程，若干部队官兵到处骚扰，甚至于奸淫掳掠，弄得民不聊生！

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，不载武器，不载弹药，而专载走私的货物。

到了危急的时候，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，就是来不及运走，抛弃道旁，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，到后来人马疲乏了，终于不及退出，就被民众杀死！

这样的军队，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，叫我们怎样作人？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？

我作为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，也就是大家的耻辱！”

注：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4年7月21日“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——知耻图强”。

内容主要针对“河南四害”之一（水、旱、蝗、汤）汤恩伯部在豫中战役败退时骚扰百姓所激起的民变。

关于军队军需腐败的反思
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

“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，真是太深了！

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，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，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。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。

一切的粮食，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，都是用的大斗，而且是净实的米麦，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，其中还要渗杂沙土。

又部队军粮，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，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。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分军粮，作为来往的盘费。

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，无形之中，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，而军纪因以破坏。

最违犯纪律的，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，自己就离开部队，置职务于不顾，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，夏天淋雨，冬天受冻，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，强取民物。

或以变卖军粮所得之款项，嫖赌吃喝，任意挥霍，有些甚至卷款潜逃。其回到部队的，亦往往身染花柳病，不堪服役。

总之，士兵因疾苦而士气低落，皆因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，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，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，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。

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，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，严重损害官兵利益及战斗持续能力。

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、不尽职、懒惰腐败的表现。

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，也没有按月发清，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，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，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。

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，问我们一般士兵，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，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。

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，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，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，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，试问，这叫什么军需独立？”

注：此节引自《蒋介石日记》1944年8月4日“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”。

国民党尚且能够反思，而今却有人主动为其涂脂抹粉

以上3例，仅是《蒋介石日记》所列出的数百篇反思之其中点滴，窥一角而知全貌。

其政权之腐败，官僚之贪婪，可见一斑。

蒋介石到台湾后反思得出结论：

“过去（内战时期）的困境是反腐亡党，不反腐亡国。而今痛定思痛僻守一隅，再不严加整肃党腐军贪，国民党亡国亡党是必然的。”

注：引自秦孝仪编撰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

关于《蒋介石言论总集》，其中心思想已经明确“党腐军贪的国民党政权，亡国亡党是必然的”。其反省及总结，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
但是，一段时间以来，网络上国民党的“遗老遗少”似乎又多了起来，大有给短命的民国政权“涂脂抹粉，网络整容”的趋势。

诸如什么“民国出良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、“民国出大师”、“民国出文化”、“民国出巨匠”、“民国出名媛”等等荒谬之言论，大行其道。

甚至把调子拔高到“民国民族复兴”、“民国文化复兴”、“民国风华绝代”等等，纯粹一副为民国腐败政权“借尸还魂”的无耻嘴脸。

短短38年的民国历史，一个祸国殃民的短命政权之所以灭亡，必定有其被历史洪流淘汰的原因，岂是一小撮“孝子贤孙们”用陈词滥调所能粉饰？

用事实辟流言，用证据正视听

针对民国“遗老遗少”所谓的“民国出名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。我想指出的是，哪怕稍微看过一些抗战正史的人，都不可能说出如此无知的“笑话”。

不能否认，如张自忠、佟麟阁、赵登禹、戴安澜、李家钰等血洒疆场的众多爱国将领英勇御倭的感人事迹。

但是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唯一一个伪军多于侵略军的国家，不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该怎么去自圆其说？

仅仅至1943年8月，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，其中中央委员有20人，旅长以上将领58人，投日军队达50余万人，占当时全部80万伪军的62%，从而，造成“降官如毛，降将如潮”的局面。

1943年8月1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公布《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》，名单为：庞炳勋、孙良诚、孙殿英、毕戴宇、金亦吾、李长江、王劲哉、吴化文、赵瑞、杨诚、荣子恒、杨仲华、吴漱泉、刘月亭、王清瀚、赵云祥、陈光然、黄贞泰、郭峻峰、丁树本、夏维礼、孙玉田、赵星彩、李震汾、侯如墉、于光辉、杨汝贤、冯春田、杨克尤、王遂庆、王廷英、王瑞亭、赵天时、任兰圃、薛豪平、潘胜富、苏景华、张海平、苏振东、李德兴、丁聚堂、颜秀五、陈才福、秦庆霖、范杰、于怀安、宁春霖、厉文礼、齐子修、邱吉胜、刘景良、李其实、张良才、徐继泰、韩子乾、景顺扬、李志希、陈孝强。

《解放日报》社论说：“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：‘新兵新枪，老兵老枪，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‘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，排挤非嫡系部队，妥协投降，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，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。”

至抗战胜利时，总计210万伪军，除去伪满、伪蒙及其招安的土匪流寇外，其余大部分伪军皆由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所构成。

真不知所谓的“民国出名将”、“民国出忠臣”，从何谈起？

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80%，何来的“民国文化复兴”？

再者，所谓的“民国出大师”、“民国出文化”、“民国出巨匠”等等无稽之谈，我就想问问，说这话的人，可曾知道民国的文盲人口占比是多少？

纵观民国时期的教育，有关于书香门第和文化人物的故事，在整个民国短暂的38年历史中，这些仅仅只是表象。

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80%，全中国四亿人口中，超过三亿两千万人都无法读写汉字，连一封信件都看不懂。

即使那20%能够认识汉字的人中，其中一大半也仅是认识几百个汉字，甚至只能读，而不会写，是标准的半文盲。

而真正能够识文断字，能读能写的高小以上文化水平者，在全国四亿人口中，仅占8％，也就是说仅有三千二百万国民不是文盲。

同时，民国的教育体制极度偏科，在法律、政治、文学等领域过度膨胀，而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学科，却资源匮乏，人才凋零。

在全国高等院校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中，59%以上学习法律、政治或文科，而只有10%的人学习自然科学，11.5%的人学习工程，3%的人学习农业，剩下16.5％的人员中，真正攻读理科的不足10%，其余都是杂科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这意味着民国的教育体系是失衡的，教育体制是落后的，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。

所谓“民国大师”阶层，其享受过的教育资源、拥有着的优越条件和待遇，是普通百姓根本无力，也无法接触到的。

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所形成的垄断，导致了社会不公和教育失衡，严重限制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

以上这些数据，引自国民政府教育部1946年所做出的统计，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于1946年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上所作的报告。

没有大国的崛起，哪有小民的尊严？

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“民国名媛”，以及她们的悲惨遭遇——

沈崇，19岁的北京大学女学生，出生于福建名门望族，是前清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，林则徐之外玄孙女，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。

1946年12月24日，沈崇在北平东单操场遭到两名驻华美军施暴。

长达3个多小时的施暴过程，路过的行人，前往施救的军人、警察，以及两名武装稽查人员均被这两名美军以手枪威胁，甚至将两名武装稽查人员的配枪抢走丢在路旁。

数十名证人、数十份证词，以及经过医学检验的生物物证，均被国民党司法当局完全忽视。

国民政府北平当局为防事件发酵，甚至连夜封锁消息，警告报社不得将该案披露。

及至此案轰动全国后，国民政府仍然为了获得美国的军援，不敢得罪“洋大人”，置受害女学生于不顾。为了混淆大众视听，甚至罔顾事实，编造沈崇身份，竟指控该案受害人是一名妓女……

最终，这两名美军竟然逃脱制裁，返回到国内，其中一名还获得了升职。

试问，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人，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，拥有如此显赫身份的沈崇，尚且被这样对待。

那么，其他的普通民众，她们的遭遇又会是怎样呢？

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更为恶劣的美军施暴事件——

1948年8月7日，发生在武汉汉口的“景明楼事件”，包括武汉参议会议长夫人在内参加舞会的30余名中国女性，被20余名美国军官锁住舞厅出口，进行集体施暴。

长达5个多小时的作案过程，接获警情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到达现场后，楞是不敢破门施救。

30余名受害者中，包括一对母女，其年仅15岁的女儿也未能幸免。

而这些受害者的身份，皆是国民党武汉党政军上层要员的夫人或者女儿。

但是，“名媛”的身份给她们带来的只是伤害，而没有获得哪怕一点点帮助。

最终，国民党当局将这些“名媛”的身份全部编造为舞女，使得施暴的美军军官无一人受到惩戒，此案仍然是不了了之！

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山东解放区的“杨禄奎”事件，我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是怎样处置的——

1947年5月23日，发生在由我解放军控制的山东烟台解放区的“杨禄奎”事件，撞死中国人力车夫杨禄奎的美国人阿力克·史鲁域琪，在逃跑中被我解放军战士李万槐持枪强行拦停，扣押后移交给烟台市人民政府。

美国人阿力克·史鲁域琪，未能依靠其美国人的身份，以及“国联善后救济总署”驻烟台办事处的职务而逃脱罪责，最终被我人民政府以“过失伤害致死一命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并立即送监服刑。”

为此，美国记者葛兰恒女士亲自赴烟台旁听了该案的全程审理，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：

“美国人为了轧死的一个中国苦力而被判刑并作公开的道歉，这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，是第一回！”

——本文写到此处，那些仍然成天在网络上狂赞“民国绝代风华”的人们，你们作何感想？

那些整天在网站上叫嚣“我不在乎大国崛起，我只在乎小民尊严”的人士，你们又该如何看待？

道理不言自明——

没有大国的崛起，哪有小民的尊严？

这是从古至今，亘古不变的真理！